天水文学的新势力

——《天水日报》雨丝副刊“文坛新秀”栏目述评

　　王选,彭高峰,杨玉林,左昊苏,杨逍。此序列,没有排排坐、吃果果的意思,只是依照雨丝副刊刊发集中展示五人近期写作成果的时间先后排列而已。

　　王若冰在他2001年出版的文艺评论集《倾听与呈现》的《何处是出路》一文中谈到当时天水文学创作的现状时说:“如果在五年或十年前,谈及甘肃青年文学创作的现状与水平,作为已初成气象的青年诗人群体和走向繁荣的青年小说创作为主体的天水青年文学创作阵营已在甘肃文坛建树的绩业,还是足以让我们感到自豪的。然而今天(1998年,笔者注),一度辉煌的天水青年文学创作仿佛大势已去,创作队伍结构的陷落与断层,创作态势的低迷与一蹶不振,几乎使天水青年文学创作彻底丧失了原有和应有的激情。”1998年至2008年又是十年,李益裕等曾奠基了天水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代人已经进入了颐养天年之境。曾经支撑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天水诗歌与小说创作的青年群体现在也已经步入中年,天水文学创作的队伍也如同国内文坛的结构情势一样,七十年代的叶梓、薛林荣、郭富平、赵鲲、唐宏、李国顺、郑万明、李亚军等使得天水文学创作的队伍没有呈现出断层状态。十年里虽然不乏像周舟的诗歌《渭南旧事》、周应合的散文《周家的羊群》、汪渺的《雪梦》、彭有权的小说《骡马情仇》、刘子的小说《手背》等赢得了广泛赞誉和好评的创作实绩,王若冰也在07年岁未为全国的读者奉上了他历经三个月的艰苦跋涉和四年精心写作的《走进大秦岭》这样的一本带着一个诗人精神游历和情感判断的浓厚印记的行旅之书,使我市的文学创作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而玉不掩瑕的天水文学现状是,本已进入宁静沉思状态天水中年写作者们和七十年代的青年写作者作为天水文学写作的中坚力量,应该让天水文学的创作走得更远更高,事实却是文学创作成为他们(包括我)生活之零余(或为生计无暇自顾,其实更多的是对生活和日子无忧之后生出的享乐和随俗沉浮)而不是精神的旨归。于是,背对甚至背离往日所热爱热衷的文学写作成为常态,创作的萎靡和衰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而五人的意义就在于给一派芜杂与零落的天水文学写作注入了新鲜和活力,我想这也是作为亲历、见证、引导天水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王若冰不遗余力推介五人的隐衷。四季有更迭,潭水要有活水注入才不会成为死水,作为一个地方的文学写作也应该是这样的吧。

　　翻阅五人的作品,我找到了这样共同的特征,其一是年轻,都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其二,共有的乡村生活经历是他们写作的背景或文字的主要气息。其三,表现方式的多样化,诗歌散文小说均成为让他们自己的所思所想闪光的写作器具,有的更是把写作的触角伸向了评论,比如彭高峰、杨玉林。其四是表现在文字上的共同不足,语言素养尚不丰厚,使表达在某些地方力不逮意。而这种表现在年龄、生活经历和写作背景上的共性并没有让他们的文字面孔模糊或者类似,文学写作最重要的独特,是成为自己,如同一个人的面相一样,文字透出的气息应该是一个写作者精神与气质的化合物。

　　五人中,王选应该是年龄最小的,从毕业至现在,他的社会经历也不足一年,对他的写作,我曾在雨丝副刊着力推介他时写过这样的评语:迟疑、犹豫、纠缠、迷离这些每个青少年所应有的青春颜色也是王选的文字的色彩,没有经历困惑的成长是缺少钙质的成长,王选弥漫着青春迷离而忧伤气息的文字中不失明亮的部分便是对生养他的故乡的无限眷恋与守候,“我打算给每一苗麦取一个乡土一样随和的名字/与善良和季节有关的名字”(《守望麦田》)我更喜欢他对故乡土地上在时间上日渐远离但在心灵深处又寸寸逼近的人和事那充满了热爱和苦痛的把握。我们谁也无法拒绝故乡对我们的生养,同样,谁也无法阻止我们对故乡现状做出比较理性思考,年轻的王选我以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升了他写作的品质(他的小说多是对故乡的眷顾与追问,如《葵花之远》、《火焰》),我想正是泥土的钙质使得王选有了迷惘中的坚韧,困惑里的梦想!

　　相比王选的忧郁,彭高峰和杨逍的文字有了明亮的颜色,有着如春天的泥土那样质朴温暖。“吃着浆水面,虽然也还不是苦苣菜做的浆水,但它让心里感觉到暖和瓷实,吃完面,少少舀点面汤,兑满满一碗浆水汤,然后一气而干,那个爽呵真不在话下。其实苦苣菜就跟记忆一样,被搁置在胃里,偶尔打一个饱嗝,才会随着被呛挤出的一滴泪,喷出一丝淡淡的孰识孰生的味儿……”(彭高峰《苦苣菜记忆》)杨逍的散文《破补》读后,给我的感觉是,他的散文语言是最为纯熟的,这是不是和他更多地专注于小说写作以及南下漂泊打工的经历有关,我不得而知。叙述隐忍,用语简省,情感内敛而语意丰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