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天水--天水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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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市城南有座慧音山，山坳坳里有座南郭寺，山低庙小，普普通通，却因有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威名而享誉海内外，成为这座文化历史名城的旅游胜地。
　　杜甫有一首诗赞美南郭：“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钟边。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秦州杂诗·十二》)诗创作于唐乾元二年己亥(759年)秋，客居秦州(即今天水市)时。安史之乱，杜甫数度身陷叛军遭到胡骑践踏，几经颠沛流离，于乾元二年七月举家度陇，向秦州流亡。跋山涉水到了秦州，先寄居东柯村杜佐草堂，侄儿的日子也紧巴巴的室如悬罄。不久又搬进城里。他风尘仆仆，到秦州的南山之幽，访求老友赞上人，岂不知赞公也是获罪被谪之人，“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相逢成夜宿，陇月向人圆。”除了促膝叙旧，实在也拿不出太多的银钱接济。他不惯闲居，就进山采药，但“采药吾将老”，也换不回几个钱，诗倒写了不少，可那时候不兴发表挣稿酬。眼看着身上的银子花完了，又告贷无门，这真使“诗圣”束手无策。一晃过了重阳，吐蕃又将兵临城下。杜甫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恰值同谷县宰寄书相招，杜甫携家冒着飞雪离开秦州到同谷去了。
　　在秦州短短三个月，杜甫备尝艰辛，在这块黄土地上留下了沉重的脚印，也留下了沉郁顿挫、博大繁富的现实主义伟大诗篇。杜甫在秦州，很少和官府往来，闲暇时，走门串户，踏遍了秦州的山山水水，和当地老百姓结下了深厚情谊，杜甫在秦州，和由陇赴蜀之前创作了纪行诗、赠友诗、遣兴诗、咏物诗、秦州杂诗等诗歌达百二十首之多，形成了杜诗中的另一种风貌。王士菁先生在他编著的《杜诗便览》前言中说，杜甫“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时刻关心祖国和人民命运的热情的政治诗人，而不是一个狭隘的忠君爱国者、封建统治阶级的奴仆，杜甫从‘安史之乱’起，真正地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在生死大搏斗中，在累遭贬斥的逆境里，他始终与劳苦大众同呼吸、共患难，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全身心地投入厂时代的洪流，“细致地而不是浮光掠影地反映了这一个动荡的时代。”杜诗成为唐代生活的一面镜子。
　　大历五年冬，杜甫卒于湘江，消息传到秦州，百姓们失声痛哭。秦州人民为了怀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曾在他居住过的东柯村修建了杜甫草堂，艺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彩塑了杜甫坐像，怕老诗圣寂寞难耐，又塑了他两个儿子宗文、宗武充当书僮侍立两旁。清同治年间草堂毁于兵火，光绪三十年将南郭寺东禅院改造为杜公祠。近代，在原草堂遗址上修建了“子美学堂”(今称子美小学)，东柯村改为“子美村”，草堂临近的八股唐槐改称“子美槐”。你看秦州人民与杜甫的感情何等深厚啊!
　　天水人爱杜甫爱得虔诚，爱得有胆有识，爱得连心连肉。
　　“文革”中造反队杀上南山，砸菩萨，毁如来，四大金刚被打得粉身碎骨，但杜公祠及其杜甫塑像硬是因黑压压的群众围护而大难不毁，完好无缺。近年，群众捐资修饰屋宇，栽植苍松翠柏，种花养草，祠院旧貌换新颜，游人心旷神怡。
　　在天水人心目中，杜甫与神佛绝不能相提并论，神佛虚无缥缈，而杜甫却实实在在；神佛享受香火，心灵难通，而杜甫则不同，有诗可诵读，有足迹可寻觅。诗人的故事传说，家喻户晓。娃娃们咿呀学语，大人们必以《秦州杂诗》启蒙开智，人学习字，先生们就录社诗作影帖，世代相传，感染熏陶，难怪人说天水“文脉深厚”“民风古朴”呢。
　　天水人爱杜甫爱得亲切而随意，年年有个“四月八”，俗成的南郭庙会。这一天，南山之幽，人山人海，鼓乐喧天，热烈而隆重。扶老携幼的天水人，朝南郭寺必朝杜公祠。拜观音只是走形式，拜杜甫却是满腔虔诚。“百姓百姓，各有心病”，有敬献面食果品者，有行大礼膜拜者，有烧香点烛者，有瞅着塑像窃窃私语者，也有朝杜公点头拱手的少年学子，装腔作势地戏呼：“杜公杜公，别来无恙乎?”引起游人笑语喧哗，增添了人间生活气息……总之，谒见杜公，随随便便，无一定程式，怎么亲热怎么来。
　　杜甫跨越了时空，从历史走向现实，千百年来一直生活在广大的人民中间，印在祖国大地上的足迹长看长新，忧国忧民的面容抬头可见，警世骇俗的诗章永远给人以启迪。诗人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永远是做人的楷模。这现象颇引人深思；阵阵涌来的当代诗潮让人眼花缭乱，诗人们占山称王，各树旗帜，不少诗作玄玄乎乎，如谜如山，诘屈聱牙，高深莫测。诗歌创作远离民众，与现实生活背道而驰，是诗坛的幸还是不幸呢?但有一件事实让人深信不疑，不论诗歌如何变换花样，再过一千年一万年，杜甫仍然受到人民群众的深切怀念和衷心的爱戴。杜甫不朽诗卷的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还会放射出迷人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