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仕进，不尚虚荣，不慕名位；唯德是举，唯学是重，唯才是真，是晚清学者、诗人兼教育家任其昌一生的真实写照。
    任其昌(公元1830—1900年)，字士言，甘肃秦州(今天水市秦城区)人。幼年丧父，“家贫粗极不继”，但他“年少聪慧，嗜读不掇”，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考取进士，授户部主事。这时，中国正处在历史上最丑恶和腐朽的晚清时代，内患外忧、世态炎凉的现实使得任其昌毅然放弃仕途可能带给他个人的富贵荣华，于同治十三年(公元1873)，“告假归里”，奉母回到家乡，从此开始了他达三十年“躬行为本”，弟子遍及陇右的写作、教育、教书生涯。
    其时陇南兵患，百姓颠沛流离，私设公立教育几近零落、瘫痪，学人、文士皆张惶不知所以。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分巡巩秦阶道董文焕建天水书院，董素闻任其昌名，任归里后遂聘他主山长席，开业授绩。于此，他以坚韧、智识和仁爱，开始了他在秦陇大地上孜孜不倦的教坛生涯，他主讲天水、陇南书院近30年，以他的努力和不弃，已遭毁败的陇东南教育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秦州的学风文气也为之一变。据载，在他门下受业者约有千人，其中掇进士弟及中举者八九十人，被人誉为“陇南文宗”。这一美誉的取得，是与任其昌的人格力量与师德风范密不可分的。《清史稿》载：“其教人先经史，旁逮万文辞，尤以躬行为本”，不仅说他在教学上是善于因材施教，而且严于律己。同时由于他性格刚直，笃守信义，素行俭朴，理事勤慎，不仅在学业上享有盛名很高，而且在社会上也名望很高。同治初年，地方人士决定整饬伏羲城垣，便邀他总理工程，他慨然允诺，劝捐抽丁，综核出纳，使整个工程省花费而又坚固。光绪四年(公元1878)，秦州大饥荒，知州陶模请他总理赈济。陶与任其昌交情甚笃，后陶总督甘陕，开府兰州，几次相邀，任其昌便服相访，只叙旧情，没有向陶托—人一事以利自私。

     “天资高近，博闻强识”，“覃精三礼之学，尤长于考订史实”(《清史稿》)，则是对他作为学者和诗人的一生的评价和肯定，他一生的著述有《八代文钞》、《史臆》、《史评》、《三礼会通》(未完稿)、《敦素堂文集》(八卷)、《秦州新志》(与王权合纂)、《蒲城县志》、《郭素堂诗集》(八卷)、《静庵诗抄》等。
    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陕甘总督杨吕浚上书朝廷，是奏任其昌事迹德行，被记封员外郎。光绪庚子年(1900)，八国联国入侵，京师失守，消息径至天水，时任其吕长子任承允任京官，音讯俱无，任其昌忧国伤时，又思念儿孙，遂病卧床榻，在生命的最后一时浮思连翩，手书《病中留别亲友诗》(一首)和《自挽诗》(两首)后，抛笔而逝，终年七十一岁。其中《自挽诗》作为他生命的绝唱和对家国的牵念、眷顾和忧感而流芳后世，诗曰：

飞雨流云过此生，有情何似总无情。
可怜耿耿胸中血，埋向青山作五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