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三碑李白家世之谜--天水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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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氏家窟雕塑、壁画的内容和定名，又成为考释其他唐代所建洞窟雕塑、壁画内容和定名的依据和标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不可一一列举，主要参见贺世哲、施萍婷、段文杰、孙修身、李永宁等先生的文章。
    6.从李氏三碑上可知唐代莫高窟建筑的宏伟壮观和佛事活动的昌盛繁荣。
    《圣历碑》上记载莫高窟：“实神秀之幽岩，灵奇之净域也。西连九陇坂，鸣沙飞井擅其名；东接三危峰，滋露翔云腾其美。左右形胜，前后显敞，川原丽，物色新。仙禽瑞兽育其阿，班羽毛而百彩；珍木嘉卉生其谷，绚花叶而千光。尔其镌崿开基，植瑞而概日；山为塔，构层台以造天。”“升其栏槛，疑绝累于人间，窥其宫阙，似游神乎天上。”
    《大历碑》上记载莫高窟：“敦煌之东南，有三危之山。结积阴之气，坤为德；成凝质之形，地为象。峻嶒山峰，磅礴万里；呀豁中绝，坱圠相嵌。凿为灵龛，上下云矗。构以飞阁，南北霞连。依然地居，杳出人境。圣灯时照，一川星悬。神钟乍鸣，四山雷发。”
    《大历碑》记述李大宾所建的第148窟的外观：“尔其檐分雁翅，砌盘龙鳞，云雾生于户牖，雷霆走于阶陛。右豁平陆，目极远山。前流长河，波映重阁。风鸣树道，每韵苦空之声；露滴禅池，更澄清净之趣。”
    《乾宁碑》记述李明振重修后的第148窟外观：“雕檐化出，巍峨不让于龙宫；悬阁重轩，晓万层于日际。”
    从上述碑文遥想唐代之时，莫高窟窟檐高大，重楼悬阁，层层叠叠，雕梁画栋，飞檐兽脊。窟与窟之间，虹桥栈道，勾栏相连，犹如悬空建寺。大泉河水，窟前流过，清澈如镜，波映重阁，风鸣树道，花香鸟语，气势是何等的壮观，环境是何等的优美。莫高仙岩，佛窟越千，香烟如雾，环绕殿堂。“圣灯时照，一川星悬，神钟乍鸣，四山雷发。四海士人，八方缁素（僧人），云趋兮赩赫，波香兮沸腾。”当时莫高窟的佛事活动是何等的昌盛繁荣。这些不完全是文人的浮夸美誉之言。从现存的莫高窟崖面和窟前挖掘考古，可知当年莫高窟所有洞窟都有殿堂式的窟檐建筑，现窟檐朽坏，前室塌毁，仅存后室洞窟。大泉河确从窟前流过，现已改道，变成一条干涸河床。从窟前挖掘考古得知，现在的窟前地面，已高出唐代窟前地面2～4米。此观点，参阅施萍婷《敦煌与莫高窟》[22]、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上编《营造篇》[23]。
    7.从李氏三碑上可知唐代敦煌的政治变化和莫高窟的兴衰。
    《圣历碑》立于武周圣历元年（698），正值唐代鼎盛之时，经过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国富民强，文化昌盛，作为丝绸之路要冲的敦煌，已为当时东方极为繁荣的国际都会。凡往来于丝路上的商旅、使节及僧众，莫不以敦煌为集结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莫不以敦煌为中转站。立碑之时，武则天已执政多年。因武则天倡导佛教，尊崇佛门，佛教在全国广为传播。佛寺佛像修造极盛一时，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也是空前高涨。此时的政治形势如碑文描述：“我大周之驭宇也，转金轮之千福……慈云共舜云交映，慧日与尧日分晖：德被四天，不言而自信，恩隆十地，不化而自行。”“大云遍布，宝雨滂流”；“大周广运，普济含灵。金轮启圣，五洲延祯。”莫高窟“有名窟，实为妙境。”“圣灯时照，一川星悬，神钟乍鸣，四山雷发。”佛事活动，空前繁盛。《大历碑》立于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 ）距《圣历碑》已有七十多年。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侵占河陇广大地区，至唐代宗大历之时，敦煌孤悬一隅，城池面临陷落。当时敦煌的政治形势如碑文所记：“属以贼臣干纪，勍寇幸灾，磔裂地维，暴殄天物。东自陇坂旧陌，走狐兔之群；西尽阳关遗邑，聚豺狼之窟。拆木夜惊，和门昼扃。”莫高窟已是“塔中委尘，禅处生草”，是何等的凄凉。就在这大敌将临，烽火连天，敦煌即将陷落的危难时刻，李氏家族，千金贸工，开凿石窟，塑造佛像，绘制壁画，建造了莫高窟最大的涅槃殿第148窟，并且首次绘制了《报恩经变》，把儒家的忠君报国思想融入佛教壁画，借此激励敦煌军民抗击吐蕃入侵。同时也反映了敦煌臣民无所畏惧，誓死保卫家乡的勇气。”
    《乾宁碑》立于唐昭宗乾宁元年（894），上距《大历碑》128年，距唐宣宗大中二年（848）率领敦煌军民起义，收复敦煌及河西十一州已经46年。在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形势如碑文所记：“时遭西陲汩没，洎于至德年中，十郡土崩，歼绝玉关之路。”在敦煌回归大唐，张氏归义军政权时，敦煌的政治形势是“运偶大中之初，中兴启途，是金星曜芒之岁。皇化洽溥，通于八宏；遐占雪山，绵邈万里，“复天宝之子孙，致唐尧之寿域”，“十郡丰登，三边无警”。历经吐蕃统治之后，李氏家族所建的第148窟已是“林风透闼，尘埃宝座之前，峗岭阳鸟，曝露荼毗之所。”于是才激起李明振重修“当家三窟”。此观点参阅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24]、施萍婷《敦煌与莫高窟》[25]。
    　　三、有关中国陇西李氏之源和敦煌李氏的研究
    1.中国李氏之源，古今研究著述众多。《圣历碑》上记载：“李氏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氏之苗裔。其后咎繇，身佐唐虞，代为大理。既命为理官。因而以锡其姓。洎殷之季年，有理微，字德灵，得罪于纣，其子理贞违难，避地居殷，食李以全其寿，因改为李。”
    《新唐书》、林宝所撰的《元和姓纂》等文献上都有此种记载。《圣历碑》上的这个记载可能转自初唐前的某一古籍，文人略加修饰。对此诸家没有过多的争议。只是罗仲武先生引录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以官为氏》条中，郑樵的疑问：“臣谨按：李氏凉武昭王有国二十年，高祖有天下三百年，支庶既蕃，子孙必众。然谱牒之议，纷纷不知何始？以理官为氏，以食木子又为李氏，此何理也？以官为氏，容有此理。以食木子为氏，而理同音者，无是理也。”[26]
    郑樵提出的这一疑问：“指树为氏，同音改姓”是传说还是史实？至今没有澄清，有待今日的学者考证，做出符合历史的论断。
    2.敦煌李氏是李广、李陵、李贤、李穆之后，不是李暠、李宝之后。
    李氏三碑在记述先祖时，不仅三碑前后矛盾，即使在同一碑中也前后矛盾。《圣历碑》前面说：“君讳义，字克让，敦煌人也。高阳顼之裔，太尉危+支之苗。李广以猿臂操奇，李固以龟文表相。长源淼淼，既浴日而涵星，层构峨峨，亦织云而襦汉。”曾祖是李穆，祖是李操，父是李达。明确记述敦煌李氏是李广、李穆之后。而在后文中又说：“其后汉武开拓四郡，辟李翔持节为破羌将军督西戎都护，建功狄道，名扬四海，殒命寇场，追赠太尉，遂葬此县，因而家焉，其后为陇西之人。逮凉昭食邑敦煌，又为敦煌人也。”此碑已露出敦煌李氏欲与凉武昭王李暠攀宗的意图。
    《大历碑》上直言不讳地说：“陇西李大宾……兴圣皇帝十三代孙……六代祖宝……”
    《乾宁碑》更明确地说：“故府君，讳明振，字九皋，即西凉武昭王之系也。”
    敦煌李氏家族究竟是李陵、李贤、李穆之后，还是李暠、李宝之后？孙修身在《敦煌李姓世系考》[27]中，列举很多史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敦煌莫高窟所见的李姓，是出自李陵、李穆一系，是代北李。与西凉武昭王兴圣皇帝李暠，以及其孙李宝是毫无关系的。”他又撰《李府君邈真赞有关问题考》[28]，列举史料，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张书城在《敦煌莫高窟的李白近宗》[29]和《〈新唐书〉陇西李氏敦煌属辨疑》[30]中，赞同孙修身的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认为敦煌李氏家族自称是凉武昭王兴圣皇帝子孙的目的，一是为了避李陵投降匈奴之耻，二是为了与大唐皇室攀宗。
    另一观点：东晋后期，李暠在敦煌建立过西凉国，在敦煌李姓中亦有凉武昭王兴圣皇帝之后代，但不是李达、李太宾、李明振一族，很可能是李庭光一族。此观点见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第二章《莫高窟的创建》第三节《唐代前期的营造》[31]。
    3.敦煌李氏先祖不是陇西狄道人，而是陇西成纪人。
    有关中国李姓之源、李氏宗族、李氏诸房的史料记载著作很多，错宗复杂，论著也很多，许多问题，至今都在争论，尚无定论。诸家较为一致的观点是：陇西地区原属《禹贡》九州之一的雍州，是汉族与羌戎杂处地带，秦昭王之时（前280）始有陇西之称，是指陇山（六盘山）以西的广大地区。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始有陇西郡，郡治狄道（临洮）。始皇修长城，终于狄道。汉武帝分陇西郡增天水郡（成纪），魏晋南北朝，陇西郡多次更变郡置，已不是汉代陇西郡的范围。
    李广，西汉名将，陇西郡成纪县人。根据李氏世系，李广的父亲叫李尚，官任成纪县令，举家迁居成纪，生李广。李尚应是陇西成纪这一脉流的始祖。李尚的曾祖父叫李信，是战国时秦国的大将。而李信的祖父叫李崇，李崇的父亲叫李昙，是战国时秦国的司马。李昙生有四子，李崇为长子，李玑为四子。李崇被秦国封为陇西太守，传下陇西李氏，所以陇西始祖应是李崇。李玑则传下赵郡李氏。天下陇西李氏在秦国时已有之。[32]历经两汉、魏晋南朝，两郡李姓遍迹东南西北，诸宗诸房分布中华大地。就陇西李氏而言，两汉时，已分为陇西成纪房和陇西狄道房。至唐代时，陇西李氏又分为多房。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陇西李氏定著四房，一曰武阳，二曰姑藏，三曰丹阳，四曰敦煌。武阳和姑藏均出自凉武昭王之后，丹阳房出自东莞太守李雍之后，敦煌房出自汉骑都尉李陵之后。
    敦煌李氏在《大历碑》和《乾宁碑》称族世是陇西李氏当然没错。但又称是“凉武昭王圣帝之后”那就错了。因为李暠、李宝是陇西狄道房。敦煌房先祖是李广、李陵之后，陇西成纪房。李唐王朝尊陇西狄道房凉武昭王李暠为先祖后，敦煌李氏纂改先祖家世的目的是出于和唐皇室攀宗。此观点参见前述孙修身、张书城的文章。
    4.敦煌李氏家族，不是李唐宗室。
    敦煌李氏家族从《乾宁碑》开始，自称：“唐宗子陇西李氏”。这个“唐宗子陇西李氏”是以假冒“凉武昭王后代”而骗取的。在《乾宁碑》中有详细的记载：“公其时也，始蒙表荐，因依献捷，亲拜彤廷。宣宗临轩，问其所以。公具家谍，面奏玉阶。上亦冲融破颜，群公愕视。乃从别敕授凉州司马，赐金银宝贝，诏命陪臣，乃归戎幕。”
    李明振假冒凉武昭王之后代，攀附李唐宗子成功的原因：其一是唐王朝前五帝并没有改赵郡李氏为陇西李氏，立凉武昭王为始祖。六代帝唐玄宗时才确立凉武昭王为始祖。根据《大历碑》和《乾宁碑》记载，此时敦煌李氏已假冒凉武昭王之后代，李明振亲临彤廷，所面奏唐宣宗的家谍，必是自称：“凉武昭王之系也。”这是李明振与李唐皇室攀宗的先决条件。其二是宣宗认李明振为李唐宗子的目的是出于政治需要：借宗室之亲，笼络李明振，稳定凉州至河西。亦有借敦煌李氏之力，掣肘张氏政权，控制河西归义军。此观点主要参见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和孙修身《敦煌李姓世系考》。
5.敦煌李氏是李白的近宗，李白是李明振的族叔。
    张书城在《李白家世之谜》[33]一书中，引用大量的史料，证明：李白与敦煌李克让、李大宾、李明振家族的先祖都是李广、李陵、李穆之后，属于北代李氏。其先祖都有汉时李陵投降匈奴、隋末遇难、满门抄斩、徒流西域的历史。李唐王朝改赵郡李氏为陇西李氏，尊凉武昭王为先祖后，唐玄宗自封“凉武昭王十一世孙”，李白自言：“凉武昭王九世孙”，李大宾自称“兴圣皇帝十三代孙”，都是假冒说谎。李白假冒“凉武昭王九世孙”和李太宾假冒“兴圣皇帝十三代孙”同出一辙，都是出于回避李陵投降匈奴之耻的不光彩的家史和竭力与李唐皇室攀宗的目的。
    张书城关于李白家世之谜的研究成果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有关李白家世之谜，从李白去世后，论著很多，至今没有定论，因为李白的传记和诗歌也多自相矛盾，前后不一，有待今后学人进一步研究。但张书城的研究可成一家之说，并对敦煌李氏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四、有关河西归义军政权史的研究
    有关河西归义军政权史的研究，焦点集中在张、索、李三家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问题引发于《乾宁碑》上的一段记载：“夫人南阳郡张氏，温和雅畅，淑德令闻，深尊陶母之仁，至切齐眉之操。先君归觐，不得同处于京华；外族留连，各分飞于南北。于是先兄亡弟丧，社稷倾沦，假手托孤，几辛勤于苟免。所赖太保神灵，辜恩剿毙，重光嗣子，再整遗孙。虽手创大功，而心全弃致。见机取胜，不以为怀。乃义立侄男，秉持旄钺，总兵戎于旧府，树勋绩于新墀。”
    八十年代前，对此问题学术界多采用罗振玉《补唐书张议潮传》[34]和向达《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35]的研究成果，观点比较一致，认为张议潮离开敦煌，入驻京华后，把归义军政权交给了其弟张议谭之子，亲侄张淮深。张议潮死后，其女婿索勋发动政变，杀张淮深全家，自立归义军节度使，并得到了朝廷的承认。李明振亦是张议潮的女婿。索勋篡权时，李明振已去世。李明振之妻，张议潮第十四女，不满索勋大权独揽，率领自己的三个儿子杀掉索勋，立张议潮之孙，侄男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实际上李氏家族又掌握了归义军军政大权。对罗、向二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八十年代后，提出了不同观点，其主要观点如下：
    1.孙修身在《张淮深之死再议》[36]中，否定了索勋杀张淮深的观点。认为张淮深死因是派河西兵追随田、朱、李、致僖宗逃凤翔，立李煴引起的。
    2.李永宁在《竖牛作孽，君主见欺》[37]中，认为索勋并未参与诛杀张淮深一家的事件，并否认孙修身对张淮深死的推测。认为杀死张淮深的并不是索勋，而是张议潮的亲子张淮鼎，是张氏兄弟之间的夺权结果。索、李两家都没有参与。
    3.邓文宽在《也谈张淮深之死》[38]中，受李永宁“竖牛作孽，君主见欺”典故的启发，认为张淮深死于“阋墙之争，变生肘腋”的祸乱中。论点是张淮深的八男一女并非生于一个夫人。“竖牛作孽”典故的含义是以庶子杀嫡子，杀害兄弟，逼死父亲。以此推断：“张淮深的儿子张延兴、张延嗣杀死张淮深和异母兄弟张延晖、张延礼六兄弟及张淮深大夫颖川郡陈氏。然后扶立张淮深的异母兄弟张淮鼎主政。”正因为有这样的相似事件，《张淮深墓志铭》的作者张景球才用“竖牛作孽”之典，暗示这一血案，并表示自己的愤懑。
    4.钱伯泉在《为索勋篡权翻案》[39]中，认为索勋并没有杀张淮深，篡夺归义军政权。而是S1153 号文书反映的归义军内部以张文彻为首的反对派发生事变，杀死张淮深及其一家，企图夺权。李明振之妻率领李氏之弟，清除了这批反对派，拥立遗孙张承奉，才使张氏的归义军统治得到稳定[39]。
    5.荣新江在《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40]中，认为张淮鼎杀死张淮深，自立归义军节度使，但不久去世。死前把幼子张承奉托付给索勋。索勋借此机自立为归义军节度使，引起李明振妻张氏的不满。于是张氏与诸子合力杀掉索勋，立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为了纪念这一胜利，又以重修第148窟为名，故立《乾宁碑》，为李氏家族表功立传。
    上述观点，争论的焦点是谁杀了张淮深一家？至今尚无定论，有待今后学人继续研究探求。以上敦煌李氏三碑研究综述，仅限于我所见到的资料，而且多采用敦煌研究院诸先生的论著。所以遗漏很多，综述不全。乞望敦煌学、历史学界同仁赐教指正，今后再作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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