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爷爷李伯考曾经居住的小村槐

    敦煌莫高窟现存唐代至清代时期的碑刻十余块，其中唐代李氏三碑最为著名。因为这三块碑铭为研究敦煌莫高窟营建史、唐代河西归义军政权史、中国李氏之源和敦煌李氏兴衰史提供了很珍贵的史料，所以引起史学界和敦煌学界的关注。自本世纪初以来，辑录、研究李氏三碑的著作约有二三十种（见附录一）。由于三块碑铭所记述的内容，多为正史所不载，又因三块碑文所述内容前后矛盾，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围绕李氏三碑的研究，产生了数十篇论文。现将李氏三碑的现状及有关研究成果综述如下，以供同仁参考。
    　　一、李氏三碑的现状
    敦煌李氏三碑是指现存莫高窟的如下三碑：
    1.《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是李克让修建敦煌莫高窟第332 窟的功德记。据陈万里《西行日记》记载：1925年在“146窟（今编332窟）内得见李君碑。碑于民国十年时为俄人所断，已折为二。”现仅存此碑残石一方，藏于敦煌研究院陈列馆。残碑阳面文字尚清晰，阴面全毁，不遗一文。残碑宽74，高76。所幸徐松《西域水道记》、罗振玉《西陲石刻录》中辑录原碑文，但有疏漏衍文。北大图书馆、敦煌市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尚存该碑部分文字拓片。　王重民根据敦煌藏经洞出土的P2251卷（该碑文抄卷）参照徐、罗两氏录文，对该碑录文予以核对、 补缺，已得该碑原文之大概。敦煌研究院李永宁依据王重民的校订本，结合敦煌研究院所藏该碑实物、拓片进行了校对、补缺、考证。宿白依据P2551号卷和北大图书馆拓片，参照徐、罗录文进行了校辑、补缺， 著成《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合校》一文在1988年发表，此碑残缺部分基本补全。马德又在李、宿前辈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校对，按原碑石拓本分行并加标点，用简化字排版，附录在《敦煌莫高窟史研究》一书中。
    关于此碑的定名，各家录文均不同。徐松《西域水道记》是该碑文的最早辑录者，言此碑：“碑首篆额：‘大周李君修功德记’八字已剥落。”因此碑上半部早已损毁，无法定名，学者们依据铭文，自命其名。罗振玉《西陲石刻录》称此碑为“周李君佛龛记”；向达《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称此碑“李府君修佛龛记”；张维《陇右金石录》称此碑“周柱国李君修佛龛碑”；李永宁称此碑“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孙修身称此碑“李克让（怀）修莫高窟佛龛碑”等等。学人们为了简便，依据该碑立碑纪年：“维大周圣历元年岁次戊戌伍月庚申朔拾四日癸酉敬造”俗称《圣历碑》。
    2.《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是关于李大宾修建莫高窟第148 窟的功德记。此碑保存完好。现存莫高窟第148窟前室南侧北向面。 此碑虽有明确篆额“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但各家仍各命其名。徐松《西域水道记》称此碑“大唐李府君修功德碑”；罗振玉《西陲石刻录》称此碑为“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张维《陇右金石录》称此碑为“李府君功德碑”；孙修身称此碑为“大唐李府君功德碑”；张书城称此碑为“李大宾大唐陇西李府君功德碑”。因此碑有：“时大历十一年（776）龙集景辰八月十五日辛未建”的纪年，学人们为了简便， 俗称《大历碑》。此碑为花冈岩石刻，历经千余年的自然剥蚀，部分字迹模糊不清， 但可辨认， 碑边也有缺字。　但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文献P3608、P4640、S6203中，有此碑铭文抄卷。其中P3608保存完整，可能是此碑铭文的草稿原件。各家用藏经洞文献作校录、补缺，已得此碑全文。
    3.《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碑》是关于李明振重修先祖所建莫高窟148窟的功德记。此碑与《圣历碑》是同一碑，现存莫高窟148窟前室南侧南向面，保存完整。碑石底座高40厘米，宽100厘米，长103厘米，碑高282厘米。正文部分，北面216厘米，南面222厘米，碑头北面66 厘米，碑宽78厘米，厚22厘米，碑额北刻篆书四行，每行三字：“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碑额南刻篆书四行，每行三字：“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近年来各家题名与碑额题名一致。但早年研究辑录者除徐松《西域水道记》和宣统《甘肃新通志》命名与碑额题名一致外，其余各家则不尽统一，如罗振玉《西陲石刻录》称此碑为“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张维《陇右金石录》称此碑为“李氏再修功德碑”等。因碑文有“□□元年岁次甲寅拾月庚申朔伍日甲子□”的纪年，故各家观点一致，即所缺年号应是唐昭宗乾宁年号。学人们为了简便，俗称《乾宁碑》。此碑与《大历碑》同为一体的阴阳两面，同是花岗岩石刻，因历经千年，自然剥蚀，字迹亦有模糊不清之处，边际亦有缺字。但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文献P4640中，有此碑文的抄卷，各家以此抄卷进行了校录、补缺，已得此碑全文。
    　　二、有关莫高窟营建史的研究
    李氏三碑为莫高窟营建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现将各家的研究成果和不同观点列举如下：
    《圣历碑》中记载：“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仗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次，又与僔师窟侧，更即营造。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而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余龛”
    这段碑文几乎是莫高窟营建史的概要，它解决了莫高窟营建史中的如下问题：
    1.莫高窟的始建年代，是“秦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 对于莫高窟的始建年代虽然还有“索靖题壁仙岩寺”和“永和八年建窟”说，但由于缺少更翔实的资料证实，多为推断，目前存疑，俟新资料发现和识者研究。当前学术界采用“前秦建元二年”之说。此观点见李永宁《莫高窟碑文录及其有关问题》[1]、李正宇《乐僔史事纂诂》[2]、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第二章《莫高窟的创建》[3]。
    2.莫高窟的最早开窟人是乐僔、法良二位僧人。汉晋之时，佛教已从西域传入中国。敦煌是佛教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两晋时期，敦煌已有浮图寺院，法事亦颇盛行。如西晋佛教名僧，号称“敦煌菩萨”的竺法护，有依竺法护为弟子，后在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而死敦煌的竺法乘等，曾在敦煌释经传法。有僧人，必有寺院或修行石窟。现只存一条“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岩寺”的追述，尚无发现有名有姓的开窟人。因此碑文中“乐僔法良发其宗”记载，还无有新资料否定。此观点，参阅施萍婷《敦煌与莫高窟》，李永宁《莫高窟碑文录及其有关问题》[4]、李正宇《乐僔史事纂诂》[5]、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第二章《莫高窟的创建》[6]。
    3.西魏第285窟是东阳王元荣所建，北周第428窟是建平公于义所建。
  3.西魏第285窟是东阳王元荣所建，北周第428窟是建平公于义所建。
    《圣历碑》记载：“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东阳王元荣系北魏宗室，他于525～542年出任瓜州刺史，永安二年（529）被封为东阳王。历北魏、西魏两朝。元荣是佛教信徒， 在敦煌期间曾出资请写经先生为他抄过大量的佛经。藏经洞发现的文献中，就有10余件。当时，莫高窟营造正是兴起之初，元荣本人肯定亲自主持、参与了造窟活动。北魏后期至西魏元荣任敦煌刺史之时主持营造一大窟，很有可能。据研究，应该是今编西魏第285窟。
    建平公于义，据《隋书》记载，其生卒年约在534～583年间。生于北魏，中经北周，死于隋代，主要活动在北周时期。历任鄢州、瓜州、兖州刺史。他在保定五年至建德五年（565～576）时任瓜州刺史，在此期间身为刺史的于义在莫高窟主持并参与修一大窟很有可能。据研究，认为是今编北周第428窟。
    从此证明，《圣历碑》所言：“建平东阳弘其迹”，决不是文人的浮夸颂词，而是言之有据。只是将东阳王元荣和建平公于义的先后时代颠倒了。应该是“东阳建平弘其迹。”上述观点和论证，请参阅施萍婷《敦煌与莫高窟》[7]和《建平公与莫高窟》[8]、宿白《东阳公与建平公》[9]、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其有关问题》[10]、 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11]、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第二章《莫高窟的创建》[12]。
    4.李氏家族在莫高窟所修建的洞窟，诸家根据李氏三碑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初唐第332窟是李克让建于武周圣历元年（698）。初唐第331年是李克让的先父李达所建，建窟年代不详。盛唐第148窟是李克让的侄孙李大宾建于大历六年至大历十一年（771～776）。龙纪二年至乾宁元年（890～894）李大宾的重孙李明振又对第148窟进行了重修。此观点和论证，主要见于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13]、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其有关问题》[14]等。
    对李氏家族在莫高窟所建洞窟亦有不同观点。列举如下：
    （1）史苇湘认为，“根据碑文、铭记， 可知李氏家族在莫高窟曾建七窟，即：唐初331窟，圣历元年的332窟、大唐十一年的148窟、 景福元年的9窟，以及尚未确证的‘当家三窟’。”[15]
    （2）李永宁认为第9窟是张承奉所建。证据是该窟甬道北壁有“……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万户侯赐紫金鱼袋南阳郡开国公张奉承一心供养”的题记。（见《敦煌学大辞典》第62页“第9 窟条”）[16]
    （3）贺世哲和马德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第9窟营造者氏族不明。该窟营建在晚唐景福至乾宁（892～896）年间，正是敦煌归义军张、索、李三家夺权的危机之时。在甬道南北两壁，首位供养像分别为索勋、张承奉，次则分别为执掌瓜沙二州军政大权的李弘定、李弘谏兄弟。窟中供养人画像反映的是当时归义军政权内部的张、索之争和李氏势力的崛起。很显然，张、索、李三家不可能同时为9窟的营建者出资， 合力建造。窟主和匠师的用意，还需研究。
    贺世哲根据“该窟东壁南侧北向第二身供养比丘与第三身女供养人间，画一孩童，形象已模糊，题名为：‘亡兄□岳……’。窟主即称此孩童为亡兄，说明窟主不是张、索、李三家大姓，而可能是他们的属吏。”这个推断似有道理。以上观点和论证，参见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17]和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第五章《莫高窟的营造者》[18]。
    （4）《乾宁碑》中记载：“故府君（李明振）赠右散骑常侍， 生前遇三边无警，四人有暇于东皋，命驾倾城，谒先人之宝刹；回顾粉壁，念畴昔之遗踪；瞻礼玉豪，叹鸿楼之半侧。岂使林风透闼，埃尘宝座之前，峗岭阳鸟，曝露荼毗之所。蹬道之南，复有当家三窟，今亦重修，泥金华石，篆籀存焉。”
    从碑文中可知李明振所谒瞻的“先人之宝刹”是指第148 窟（涅槃窟）。因为“阇毗之所”是指涅槃窟。印度梵文中“荼毗”亦译“阇毗”和“阇维”，意为火化或火葬。僧人死后火化礼葬亦叫荼毗。“荼毗之所”是涅槃窟的另一叫法。如果把第9窟亦称为李氏所建之窟。那么除148窟，“复有当家三窟”应是第331、第332和9窟。但这三窟都在148窟的北面。“蹬道之南，复有当家三窟”不知怎么理解？如果第148 窟的南面还有“当家三窟”，那么李氏家族在莫高窟曾建七窟。但这个问题尚待新资料出现后，才可论证。参见史苇湘《世族与石窟》[19]。
    5.李氏三碑在莫高窟考古和壁画内容考释上的重要地位。李氏三碑都是有具体的修建纪年修窟功德记。这为敦煌石窟考古提供了证据。从立碑者和立碑年代，我们可知第331、332窟修建于初唐，第148 窟修建于盛唐至中唐之间。如果把修建于晚唐的第9窟也算作李家窟， 那么李氏家族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都修建了洞窟，而且这四窟都是唐代的代表洞窟。用李氏家窟做标尺，可以考察推定唐代没有窟主、没有修建纪年的洞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请参阅史苇湘、段文杰、贺世哲、万庚育、马德等诸先生的文章，此处不再列举。
    为修建石窟所立的功德记，必然要详述所建石窟的内容。碑文的内容又是考证石窟雕塑和壁画内容的依据。贺世哲和李永宁都以列表和绘图的方式，把《大历碑》的内容和第148窟内所见内容作了对照， 两者完全相符。参见他们的论著《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20]和《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其有关问题》[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