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湾之谜》四题刍议

□李子伟

大地湾遗址背景及人头彩陶瓶

　　2007年5月13日,由著名编导高山带领的中央电视台十套“走近科学”栏目《大地湾之谜》摄制组来到天水。我以当地专家的身份被市委宣传部聘请,陪同摄制组去秦安拍摄《大地湾之谜》。

　　央视十套“科学·教育”频道是收视率极高的节目。在这个栏目中,“探索·发现”与“走近科学”更是专题中的精品,深受广大观众的注目。

　　央视摄制组的敬业、刻苦、勤奋、严谨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高山编导在谈到拍摄《大地湾之谜》的初衷时,反复说,他接触过不少研究考古、历史的著名学者、专家,每当谈到大地湾的考古发现时,都激动不已。认为大地湾遗址举世震惊的千古之谜太多太多,远远没有解开。由此引发了他拍摄《大地湾之谜》的构想。

　　我虽不是考古工作者,但由于对历史文化的热爱,使我对大地湾考古发现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次陪同拍摄《大地湾之谜》,使我获得了一次近距离、零距离接触大地湾的机会。我随拍摄组走遍了大地湾及其周边的沟沟坡坡,也就是现在认定的2750000平方米的古人类遗址区域。在《大地湾之谜》拍摄后的半年时间里,我阅读了大量的专著、资料,思考了许多问题,而且着重于用民俗学的眼光去探索。现将一管之见发表出来,以与同仁探讨。

　　人头瓶的出土与伏羲女娲的神话

　　大地湾出土的人头器口彩陶瓶是我国最早的雕塑作品。这件人头瓶高31.8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6.8厘米,细泥红陶,器口是一女性头部,头的左右和后部披发,前额垂一整齐的短发,眼和鼻雕空成洞孔,两耳各有一穿孔。瓶腹上施浅红色陶衣,黑彩,画三排孤线三角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创意独特,造型生动,充满活力,富节奏韵律,显示出无以名状的美感与神秘感,是一件罕见的原始艺术精品。

　　关于人头瓶的出土,摄制组采访了当年掘得此物的当事人张德禄先生　。张德禄是五营乡邵店村人,今年56岁。他向我们娓娓叙述了当年发现人头瓶的经过,其间不乏围观乡邻的补充。

　　1975年4月,24岁的张德禄和社员们在平田整地时,铁锹下突然出现了许多破碎的瓦片(实际是陶片),再一锹下去,竟然挖出了两半截带花纹的瓶子。张德禄好奇地拿起被断为两截的“花瓶”,用手在瓶腹上搓了搓,顿时显出奇特的花纹图案来。围观的社员议论纷纷,除了惊异,都搞不清是什么东西。但当张德禄要把破了的“花瓶”带回家时,却几乎遭到了在场者的一致反对。认为这是一尊神像,不能往家里拿。几十年前的农村,人们的观念守旧而又缺乏知识,在地里挖出古器时,一般认为是墓葬品,怕带回家晦气,大多当场敲碎了事。年青的张德禄其时血气方刚,不信这一套,便把“花瓶”带回了家。

　　张德禄把“花瓶”带回家后,怕母亲反对,背过母亲,用水泥把两半截“花瓶”粘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尊似葫芦形的美丽孕妇状的“花瓶”,便摆放在坑头的箱盖上。

　　20天后,令人惊异的事情在张德禄家发生了,张德禄家里喂养的两头大肥猪,在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死掉了。这事真应了村人传统的说法。张德禄的母亲这才知道是儿子闯的“祸”,但按照农村迷信观念,对“花瓶”又不敢轻易处理。有人劝张家把“花瓶”送到庙里供起来；有人又主张请阴阳先生来看一下。张德禄的母亲便让儿子去请阴阳先生。阴阳先生捧起“花瓶”瞧了又瞧,最后肯定地说:这是古人用过的“花瓶”,不是神像；家里的猪死了,与“花瓶”没关系,大概是随便动了土的缘故,发道符就好。这真是个有点见识的阴阳先生,多亏了他,让国家级的人头瓶保留了下来。

　　从此,张德禄便把人头瓶大模大样地摆了出来,别人也不再说什么。年青的他,从心底里喜欢这件精致的玩艺儿,这其实是他最终不愿丢弃“花瓶”的主要原因。

　　到了年底,张德禄的父亲回家了。他父亲有厨艺,常年在外打工,当他看到摆在家里的“花瓶”时,便脱口而出,说这是一件文物。毕竟是终年在外面闯荡江湖的人,见多识广,比阴阳先生的见识更到位、更准确。至此,张德禄才多少有些明白“花瓶”的身份了。

　　隔年的某一天,甘肃省考古队的人听说张德禄家有一只人头形“花瓶”,问张德禄愿不愿意交给国家,张德禄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时的情形正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集体化时代,人们的思想觉悟也颇高,奇货可居的想头基本没有。张德禄把人头瓶交给考古队后,考古队的人说先看看,研究研究,再回话。过了几天,考古队把张德禄叫去,说瓶子收下了,奖励给他一个搪瓷盆子。当时这个价值九角人民币的搪瓷盆着实让张德禄高兴了几天。可是,人头瓶后来的命运,让所有的村人都惋惜张德禄失去一个“发财”的机会。

　　人头瓶传奇般的经历,使我联想到了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觉得其中折射出同样的道理。我们试着反向思维一下,神话何尝不是“人话”,张德禄把人头瓶抱回家20天后,家里的两头猪莫名其妙的死掉了,此事要不是我们(包括中央台、甘肃台等地方台的许多采访人员)亲耳聆听,且有众多乡邻证明,不要说考古专家,即使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也认为是一个现代版的神话。

　　关于伏羲、女娲,究竟是神话人物,还是历史人物,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争论不休。而大地湾古人类遗址究竟与伏羲、女娲有无关系,更是遭遇到一些考古专家的否定。

　　神话的真谛是什么?表面看来,以其题材——神灵的故事——而得名的神话叙述的是超乎人类能力的神的行为,但神话的实质却是“人话”。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曾说过:“不是自然,而是社会才是神话的原型,神话的所有基本主旨都是人的社会生活的投影。”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他说:“神话记录的不是超人英雄的生活,而是富有想象力的民族的生活,是原始人把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卓越故事带进神的王国,在天上重演地上发生过的悲剧和喜剧。”神话是原始人类根据自己的心理体验和生活经历作出的设想,这种设想“人的因素”被排除得越多,它就变得越贫乏——因为神话说到底只能是一种“人话”。

　　如何看待中国古代史,克服盲目的疑古思潮,我国许多有真知灼见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提出了很好的论点。冯友兰先生就曾提出“信古——疑古——释古”的“三个阶段”说。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也精辟地指出:“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李学勤先生在《走出疑古时代》一书中,很有针对性地说:“这样说来,我们对于炎黄二帝的传说也应该有新的理解。如不少学者在讨论炎黄文化时所说的,历史传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表现了中华文明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

　　我认为,神话传说就是在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前,口耳相传的民族历史。在流传的过程中,后人有演绎、有夸饰、有附会,这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如果仔细剥去神话外壳的虚饰成分,历史的质素、核心自然会显露出来,神话是人类的初极关怀；神话是民族文化的基因；神话是民族文化之根。当人们追踪各门学科的源头时,无一例外地要上溯到神话这块“圣地”。茅盾在《神话研究》一书中就指出:“历史学家可以从神话中找出历史来；信徒们找出宗教来,哲学家就找出哲理来。”卡西尔在《国家的神话》一书中也曾说:“我们从历史上发现,任何一种伟大的文化无不被神话原理支配、渗透着。”认识了这些,我们才可以一步步走进神话,在那里将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原型。

　　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所表现的,正是被湮没了数千年的我们先民生活的原型故事。

　　如果说伏羲、女娲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那么他们的创造发明为什么与历史发展奇妙般的相吻合,令人毋庸置疑呢?如果说他们是真实的人物,那么他们又为什么没有固定的人格,却总是游离于人神之间呢?这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早期的人类没有力量记录下自己惊人的创造和伟大的功绩,所以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法,把发生过的历史大事件代代流传下去。久而久之,历史便成了口头流传下来的点滴史实及掺合着虚构部分的混合体——神话传说。